2011年9月至12月，顾彬教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授“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一共讲了十一次课，内容涉及德国重要的文学家、哲学家、传教士与中国的关系。经整理，这些演讲以《德语世界中的中国》为名结集出版。

顾彬教授在演讲中，首先厘定了东方和西方的概念，这是西方学术最重要的基本方法。实际上，将历史上的“德国”笼统地归在“西方”这一概念之中，是没有意义的，并且是错误的。在接下来的几讲中，顾彬教授讲到了德国的某一地域（如巴伐利亚、汉堡）与中国，也涉及了重要的历史人物（如莱布尼茨、歌德、郭实腊、布莱希特）与中国的关系。利玛窦以来，中国与西方的相遇，无疑是震惊世界的大事件。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这一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时期，是具有突破性的转型期。顾彬教授基本上是使用解剖麻雀的方法，从一个个具体个案出发，对这一时期的中德文化关系史进行了溯源。历史是人的历史，这个人通常是复数的、具体的、历史的人，而非抽象的人，这在顾彬教授的演讲中体现得很清楚。在最后一讲中，顾彬教授从跨文化的角度将德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阐释进行了梳理，认为东亚哲学对于西方哲学来讲是一个重获生机的契机。

顾彬教授善于从个人和事件来审视当时的社会环境，并由此考察观念的形成。他的汉学研究绝非仅仅是一些理论的阐述，而总是通过具体实例和研究来展示的。他往往从一本研究专著出发，将其中有趣的故事、有意思的结论拿出来与我们分享。正因为这些汉学家们对西方学术可谓探骊得珠的功底，他们的著作中也常常会有不同于一般中国学者的发现。

通过这些个案的研究，我们可以认识到历史描述究竟是什么。这样的研究，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人们对历史学的探讨和解释的发展。从顾彬教授的个案研究中，我常常想到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历史主义中的“体验”这一概念，这是从内部理解历史的关键所在。狄尔泰的历史主义主张通过个人“生活的体验”和对生命同情的“理解”，认识到文化或历史即生命的体现，我想，这也是作为文学家和哲人的顾彬的理想所在。

我一直认为顾彬教授的历史叙述有着独特的目的。他的《中国诗歌史》基本上是用宗教性、忧郁和主观主义三条红线贯穿始终的，因为任何的历史如果没有预设的话，就只是一堆杂乱无序的史料而已。他自己说过，早年由于李白的一首《送孟浩然之广陵》，他告别了福音的新教而转向了汉学研究。我时常在考虑，对顾彬教授来讲，文学也好，历史也好，他真正想做的是用自己的智慧来贯通古今，就像是司马迁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此，顾彬教授的做法显然并非仅仅综合他人的研究成果而已，他的确有“究天人之际”的大问题意识。

顾彬教授很善于讲故事，比如在第八讲《汉堡与中国》中，他就讲述了1731年一艘名为“阿波罗号”的船从奥斯滕德出发到中国的故事，并且情节还非常复杂。因为这艘船回来的时候没有返回奥斯滕德，而是驶向了汉堡。这便引出了一系列中国和汉堡的贸易关系来。

顾彬教授并非仅仅讲故事，也并非浅尝辄止，在讲完故事后，他会进一步对历史作深层次的、结构性的探讨。他的解读不仅让我们认识了有关中德文化、文学交流的新史料，同时也有各类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呈现出来。余英时先生说：“如果仅仅用一副眼镜，你只能看出一个面貌。而如果你有很多副眼镜随时换着看，就可以看出不同的面貌来。”由于西方学者文化背景、所受的教育跟中国学者差别很大，因此他们能提出一些中国学者不太能想到的问题。我想，这也是海外学者的中国研究对于我们的启发所在。

在重读、修改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仿佛又看到顾彬教授演讲时的神情：神色从容。顾彬教授所讲授的内容，大都是他研读西文（大都为德文、英文）的汉学研究著作得来的，但他却能以浅显的中文娓娓道来，这正符合了俞樾所谓的“深入浅出”之妙：“盖诗人用意之妙，在乎深入显出。入之不深，则有浅易之病；出之不显，则有艰涩之患。”顾彬教授的演讲，既有高度和深度，同时又叙述得非常平实，实属难得。

顾彬教授的演讲有些是很有逻辑性的，是根据他现成的文章重新讲述的；也有一些是他对新材料作的复述和总结，加上他的一些观点。后者常常是漫谈式的，并没有很强的逻辑性，但我却认为这正是《听顾彬讲汉学》这套丛书的特色。

二

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也使吾国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

梁启超认为，外学只有与国学相结合，其真精神才能普及于中国。梁启超所论实际上是西学与国学的关系，王国维则更进一步说出了这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实际上，西学与国学之间的关系是“互相推助”的，即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今天看来，“国学”已不可能脱离西方学术了，正如余英时所说的那样：“如陈寅恪的史学、傅斯年的古代民族史、汤用彤的佛教史、萧公权的政治思想史，都代表了中西融合的学术精品……”

当然，输入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对于国内的学者来讲则会更为直接。但是，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的研究并非中国研究的全部。我一直认为，中国学者首先要在自身的典籍中寻找历史的脉络，亦即内在的脉络，有着这样的扎实的研究之后，再去参考海外汉学家们的研究。因此，认真踏实的文本研究、个案研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海外汉学研究所代替的。这两者的关系应当是相辅相成的。

王国维去世后，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的序文中写道：“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陈寅恪的看法很有启发性，它不仅提供了理解王国维治学途径的一条基本线索，同时也将海外汉学的史料和观念纳入了中国研究的范畴。无论是《红楼梦评论》还是《宋元戏曲考》，虽然受到了西学的启发，但其基本的架构和思想依然是本土传统研究的成果。中国学术内在的脉络，在王国维那里同样被重视。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三重证据法才有意义。

三

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肖鹰教授曾对我说过，中国学者亏欠顾彬教授的很多，很多人往往从记者对顾彬教授的采访的只言片语出发，来讨伐他。他认为，中国学者所发表的论点，顾彬教授都能读到，但是顾彬教授用德文发表的大部分论文的观点，是我们没有办法读懂的。我很赞同肖鹰教授这段话的意思，这也是我多年来不断组织翻译顾彬教授论著最主要的原因。肖鹰教授根据他与顾彬教授多年的交谈经验和感受，认为顾彬教授所谓“真正的对话”包含三个特点：热情的追问、真诚的倾听和坦率的表达。对于肖鹰提到的这三点，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顾彬教授与中国学者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在不断地提问。他时时刻刻带着一个小的札记本，不论想到了什么，总会不厌其烦地记录下来。每次我们约好了在某个地方见面，他一般都会早到，我到的时候，他不是在读着什么，就是在记着什么。很多“大”学者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再向别人提问了：“人多以老成，则不肯下问，故终身不知。”——朱熹认为，那些自以为阅历深，通达事理而不肯放下架子向别人请教的人，其实是没有智慧的。

在倾听方面，我觉得顾彬教授特别值得我们学习。每次在别人说话的时候，他都会很有礼貌地看着你，平心静气地让人把话说完，之后他才缓缓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来。不论你的观点是深刻还是浅显，他都会从中找到他认为有意思的地方，使谈话继续下去。顾彬教授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之所以推崇鲁迅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鲁迅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文坛，像鲁迅一样敢于站出来讲话的作家似乎已经没有了。这也是在这些年中他为当代“爱国”的批评家所诟病的理由，因为他常常不识时务地批判当代的一些作家和明星人士，而从目前美国式的“政治正确”来看的话，这些人是不容批判的。

在波恩大学跟随顾彬教授五年的时间，当时只是感觉到他的话极少，只有在必须说的时候，他才说上一两句话。跟德国其他教授一样，他的讲座课也基本上是“照本宣科”。之后想来，受到他的教益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当时未必体会得到，多年后才会慢慢地发现。不过，顾彬教授的研讨班课实在精彩得很，借用熊伟回忆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我曾亲听海德格尔讲课三年，总觉得他不像一个教授在贩卖哲学知识，而是一个诗人，满堂吟咏。”作为诗人的顾彬更是这样。

顾彬教授很少以长者自居，他每每在课堂上都提出很多的问题，与同学们共同思考、共同讨论。清代学者李惺说：“师以质疑，友以析疑。师友者，学问之资也。”对于我们来讲，顾彬教授不仅解惑答疑，也会跟同学们一起讨论、辨析疑难，可谓是亦师亦友。

四

这部演讲稿伴随着我2013年半年多的时间。《听顾彬讲汉学》第一辑的第一册《汉学研究新视野》交稿后，我便着手整理这部书稿。7月份我在波恩小住的时候，动手修改了一部分。回到北京后，事情渐渐多了起来，逐渐将此书放在了一边。11月份我在尼泊尔蓝毗尼参加有关佛教因明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一共一周的时间，由于所讨论的议题是“逻辑与文化”，我能参与的内容有限，也利用这个时间，将书稿中的几个部分整理了一遍。由于尼泊尔大选在即，当时的局势很是紧张。在北京的时候，蓝毗尼国际佛教研究所的科波斯主任就来信嘱咐我，从加德满都转机去蓝毗尼的时候，千万不要出加德满都机场，以免发生危险。到了蓝毗尼之后，我们一行人——来自世界各国的十几位学者——在从机场到所住Kasai酒店一共半个小时的车程中，所乘坐的中巴车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拦下多次。没有去其他地方的可能，所以只能在酒店里读书或修改稿件。12月份我在香港大学参加纪念饶宗颐先生的一个研讨会，除了准备发言之外，也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稿件的整理上。

顾彬教授杖乡之年来到北外，继续他的教育事业，这常常让我感动不已。宋人杨万里诗中有两句：拼却老红一万点，换将新绿百千重。我认为这是对作为前辈学者的顾彬教授，除了著述、翻译之外，依然不遗余力地培育新人的最得体的写照。如果再借用顾彬教授喜爱的唐代诗人杜牧诗句的话，我会选脍炙人口的一句：霜叶红于二月花。如今顾彬教授在中国拥有比在波恩更多的弟子。

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1931年在北京（当时称北平）创立的中德学会（Das Deutschland－Institut）起过重要作用。它只存在短短的15年时间，但我们可以说，在中德文化交流中具有明确的学术目的、完整的计划、从事实际工作的机构，则仅有上海的同济大学和北京的中德学会。

一 中德学会的成立，是近三个世纪来中德文化交流的结果，特别是1919年来中德文化交流的需要

开德中文化交流之先声者，当是德籍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他把西方的天文、历算、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知识带到中国，成为西学东渐的先行者之一。但真正使中德文化发生密切交往的奠基人，应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1646－1716）。他力主把伟大、和谐、统一的中国文化传回欧洲。1697年莱布尼茨编辑出版重要著作《中国新闻》（Novissima Sinica），序言中称：中国和欧洲两大文化源泉相互交往将大有裨益于双方；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思辩哲学、逻辑学等对东方有所启发，而中国的实用哲学和国家道德对于西方同样具有魅力。“以我看，当前我们的道德腐败，杂乱无章，这似乎使我觉得，像我们派遣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有必要就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用，请中国派遣人员来指导我们。因为我想，倘若请哲学家来担任裁判，并非裁判女神之美，而是裁判人民善良的美德，那他定会将金苹果奖给中国人。”②显然，当莱布尼茨对中国的看法尚处于诸多理想化的时候，在下述一点上已超出他的时代：认识到人类文化的普遍性质，把中国文化或东亚文化同欧洲文化放在“同等级”上，使“世界的两极”的伟大文化相互接近和平等交流。莱布尼茨的另一伟大之处，就是主张建立宏大的科学机构，作为研究各国的科学文化、从事文化交流的中心、支柱和基地。在他的努力下，1700年成立了普鲁士科学研究院。他想以此为基点，“打开中国门户，使中国文化同欧洲文化相互交流”。①他还鼓励在莫斯科成立一个类似的研究所，作为联系西欧同中国交流的分支机构。所以说，正是莱布尼茨使“人类精神联系”这一伟大观点深深植根于德国。但是中德文化交流的工作，却随莱布尼茨的逝世而消沉，直到19世纪后期始得再现。

19世纪60—70年代，“西学东渐”与“东学西被”进入第二个高潮，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输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大量西传。与此相应，中国与德国的文化交流，也进入一个新阶段：直接接触，官方交往，逐渐形成各自的文化政策。

1861年普鲁士遣使节团来华签订条约，是为中德两方官方关系的开始。在德国开始出现研究中国的热情。学者们对“中国学”的研究渐加精密，形成科学的“中国学”或“汉学”。自甲柏连（Georg von der Gablentz）1881年出版名著《汉文典》（Chinesische Grammatik）以来，德国的汉学研究如旭日初升，所取得的成就令人刮目。卫礼贤（RichardWilhelm）之于经学子学，译有四书、易经、庄子、吕氏春秋、列子、道德经、礼记等书；福兰阁（Otto Franke）之于史学，著有三大卷《中国通史》；佛尔克（Alfred Forke）之于哲学，著有三大卷《中国哲学史》；柴赫（Erwin vonZach）之于训诂与文学，译有昭明文选、李太白全集、杜甫全集、韩愈全集、陶渊明全集等，以上四人，各成一家，俨然是德国的“四库全书”。以往我们中国学术界只注意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和瑞典的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其他不甚重视，实则这四家的成就，令西方汉学界肃然起敬。

在这个时期，相继来华的德国学者、科学家、汉学家、教士、教师不少。他们的文化活动一部分处在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利益政策之下，一部分则从事友好的文化交流活动。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地貌学家李希霍芬男爵（FerdinandRichthofen，1833－1905），是受德国海军部的委托来华调查中国的地形和资源的。他在中国内地先后作了七次考察旅行，对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地质、地貌特征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并提出中国黄土风成的假设；在地理学方法论问题上，强调区域性原则对地理学的重要意义，认为地理学主要研究不同区域各种现象的相互联系。他对于自然社会的重大贡献是无可争议的。但是这位波恩、莱比锡、柏林大学的教授，后来还担任柏林大学的校长和国际地理学会的会长，是一个自觉的、有目的的代表西方国家特别是德国在华资本利益的人。1888年来华的汉学家福兰阁（1863—1946），②对中国文化深有了解，对中国抱友好态度。1909年在青岛创办第一座德华高等学校“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福兰阁不顾德国驻华公使和青岛总督的反对，坚持尊重中国传统优良文化的方针，要求学生注重中文的培养进修，力主由中国人出任学堂“总稽察”（校长）。①在这所中德政府合办的学校中，1913年设有四个系：法学—社会学系、自然科学系、农林经济系和医学系。1897年来华传教的同善会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1873—1930），在中德文化交流中起更大的积极作用。他对中国高度发达的古代文化深表敬佩，最终被中国文化所征服。他取字“希圣”，在青岛创办礼贤书院，主要研究中国的儒家学说。在华多年，以从未发展一名教徒而自豪。回国后讲授中国古典哲学，致力于德中友好。

在中国方面，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出现一种不明确的、多元的文化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向西方学习”。清政府对“西学东渐”的反应首先是在1862年创办中国第一所外语学校“同文馆”，以造就翻译人员。1866年清政府派出第一个赴欧的游历考察团，由老知识分子斌椿（1804—？）率领几个同文馆学生前往。斌椿等人是第一批亲身接触和了解欧洲文化的代表，他们在欧洲和德国，第一次见到火车、电报、纺织机、抽水机、高层建筑等“工业文明”和日耳曼文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斌椿的《乘槎笔记》和张德彝（1847—1919）的《航海述奇》，是中国人最早了解西方和德国的直接记录。张德彝此后八次出国，每次都留下一部以《述奇》为名的日记体裁的闻见录，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1870年起，清政府就派有留学生在德国，主要学习德国“船坚炮利”的军工技术。1904年中国废除科举制度，自此才对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政治、社会思想真正开放大门。此后德国在华学校中的学生，和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之道，自费留学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德间的文化交往被打断。

1919年后，中德的文化交流进入新的阶段。这一年德国成为共和国——魏玛共和国，中国宣布结束对德战争状态。1921年5月，中德两国签订《中德协约》，这是中国第一次与西方列强之间在平等和互不歧视的基础上签订的。②这一年德国政府把瓦德西从中国掠去的北京天文台的仪器归还中国。德国在华的发展重点转向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德文化关系在两个领域中变得重要，一是德国人来华从事文化活动，另一个是中国学生赴德留学。文化交流在国家一级上展开。“五四运动”以后，德国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1920年陈望道（1890－1977）第一个翻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些著名的德国哲学著作，如康德、黑格尔的作品被译成中文。中国学者王国维（1877—1927）早在1910年以前就研究过黑格尔哲学、沃伊肯（Rudolf Eucken）的新唯心主义“能动主义”哲学和德里施（Hans Driesch）的新活力论，后者曾于1922年来上海讲学。20年代中叶，德国文学名著如《格林童话》，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郭沫若所译《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有多种译本的《茵梦湖》，在中国反封建、反旧礼教的斗争中都起过重要作用。

1923年当时的西门子中国公司经理勃吕歇尔博士（Dr.Brücher）成立了“德国工程师中国协会”，以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交流。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也曾于20年代到过上海讲学。①德国在华的学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再度开办。其中同济大学对中国教育最具影响。同济大学前身为同济德文医学校，1907年由德人所建，获德国工商金融界的资助。大战期间由中国接收，1927年正式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它是培育亲德国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学者的主要渠道。中国学生留学德国，20年代后数目激增。根据1921年《中德协约》的附加换文，德国政府同意提供奖学金，接受中国学生入德国高等学校或为中国学生提供实习场所。①在战后德国通货膨胀时期，中国学生去的不少。1924年仅柏林一地约有近1000人。1925年中国留德学生数为232人，1926年为214人，1927—1928年为174人，欧洲经济危机爆发年代1928—1929年降到153人，此后又上升。①中国留学生主要集中在柏林、慕尼黑、耶拿、达姆施塔特、布伦瑞克、汉诺威等城市的大学和工科高等学校学习，主攻专业分别为技术科学、自然科学、医学、化学、国民经济学和哲学。他们中后来有不少成为中国著名人物。蔡元培（1868—1940）1907年至1911年在德国，先在柏林大学学习（半年），后在莱比锡大学学习，1912年回国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坚持洪堡式的教育观点和教育改革。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积极支持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还有一系列政治家曾到德国留学、游学或寻求救国之道。

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界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全面深入了解德国，首先是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它的自强之道，因而迫切需要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和机构。

二 中德学会是中德两国学术界人士首创的、从事中德文化交流的纯学术机构

这从中德学会的成立、它的宗旨、它的任务、它的组织和它的活动中明显得见。

1925年汉学家卫礼贤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创立中国学院（China-Institut），该学院以输入中国文化、联络德中人民感情为目的。卫礼贤创刊《汉学杂志》（Sinica），几年之间，中国学院获得超乎预期的发展。汉学家福兰阁1909年底就已在汉堡创办中国文化研究部（Institut für die chinesische Kultur），主张大规模研究中国，了解中国，向中国学习。②他决心脱离外交界，转入学术界，专心从事中国学术的研究工作。1918年他促成汉堡大学的成立，并使中国文化研究部扩大成为汉堡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化研究所（Seminar für Sprache und Kultur Chinas）。1923—1931年福兰阁任柏林大学教授，继续推进中德文化交流工作，努力促成在中国成立一个从事中德文化交流的中心机构。他总结性地说：“莱布尼茨在几世纪以前所办过的事情，现在已经开始实现。……我们应把中国文化建立在真实上，一种严肃的学术，才能有助于认识这种真实。”②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心北京，德国的汉学家和中国的留德学生，开始行动起来，创办研究德国文化的协会。1931年中国学者郑寿麟（1900—）首先发起成立德国研究会（Deutsche Studiengesellschaft），并把自己的部分德文藏书捐给研究会。他认为通过这样一个学术机构，将德国之今昔文化介绍给中国，可以促进中国人对德国文化的了解和深入的认识，也可以给研究德国学术的学者和大学生以各种帮助。郑寿麟毕业于德国莱比锡大学，②他在1931年所创办的德国研究会，虽然规模甚小，仅在原北平图书馆内觅得一小屋为办公室，但却成为中德学会成立的先导。他此举本身立即得到中德两国学术界的热烈响应。卫礼贤的儿子、北京大学德语教师卫德明（Helmut Wilhelm）建议按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模式成立中德学会。德国驻华公使馆参赞斐霞（Martin Fischer）热心参予具体的筹备工作。新任驻华公使（不久升格为大使）陶德曼博士（Dr.Oskar P.Trautmann 1877—1950）也亟表支持。郑寿麟乃于1933年3月27日邀请在北京的中德人士举行会议，会上商定，中德学会会务的监督及其职权的行使，须由中德双方董事和会员共同负责；中德双方应持共同合作的态度；尤须顾全名实之一致——纯学术研究机构。当场组成筹备委员会。 5月 4日筹备完成，定名为中德文化协会（Institut fürdeutsche Kultur）。嗣因南京亦有同名协会，遂于1935年更名为中德学会（Deutschland-Institut）。

在1933年 5月 4日的成立会上，①再次明确了成立之目的：“沟通中德两国之文化与学术，促进两国人士对两国固有文化与学术的相互认识”；确定创办之宗旨：“纯以研究中德两国之学术，沟通两国之文化，增进两国学术之合作，促进两国人士对两国固有文化与学术的彼此深刻了解”；①规定了任务：1.为热心于中德文化研究的两国学术文化界人士提供种种方便条件，促进研究的深入；2.成为两国志趣相同的学术文化界人士的联络中心。②成立会上，还推举出董事，他们都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教育界的泰斗和外交界的耆宿，大多是留德学者或同德国有着深厚渊源关系者，他们是：蔡元培博士（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丁文江博士（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傅斯年博士（北京大学教授），戈绍龙博士（广西大学医学院院长），蒋梦麟博士（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博士（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③胡庶华博士（湖南大学校长），马君武博士（广西大学校长），梅贻琦博士（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博士（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翁之龙博士（同济大学校长），吴祥凤博士（北平医学院院长），徐诵明博士（北平大学校长），张伯苓博士（南开大学校长）和朱家骅博士（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等21人。

中德学会还特邀陶德曼大使和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博士（1891—1981）为名誉会长，以便于争取中德两国政府和官方名流的支持。

中德学会在名誉会长和董事会之下，设中国籍常务干事和德国籍常务干事各一名，总揽中德学会会务，配有秘书组协助工作。常务干事下设立三个委员会，分别为总务委员会，编译委员会和图书委员会，其下相应设置总务组，翻译组和图书组三组，开展具体工作。④杨丙辰教授和卫德明博士被推为中、德籍常务干事。杨丙辰教授为留德学者，日耳曼学家，译著很多，中国北方学德语的学生，大半出其门下。卫德明和杨丙辰热心会务，使中德学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即初具规模，取得不少成绩。会址也由北平图书馆小屋迁至东城新址，内设一办公室及一阅览室，每周两次接待各校学生之咨询。前来阅览德文书籍、报纸、杂志的人士也颇为踊跃。1934年秋杨丙辰和卫德明因他事辞职后，①接替他们职务的是北平大学经济系主任董洗凡教授和辅仁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谢礼士博士（Dr.Ernst Schierlitz）。

总务委员会开始由郑寿麟，北京大学物理教授王烈，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荪教授，汉学家、辅仁大学教授艾克博士（Dr.Gustav Ecke），德国大使馆参赞斐霞，北京大学德语教授、德国诗人和翻译家洪涛生（Vincenz von Hundhausen）等11位学者组成，此后不久，郑寿麟即离北京去南方，不再过问中德学会的事。编译委员会开始由张嘉森博士（广西大学教授）、张颐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贺麟博士（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宗白华博士（南京中央大学哲学教授）、鲍鉴清博士（北平大学医学院教授）、石坦安博士（Dr.von den Steinen，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等13位学者组成，学术力量雄厚，工作颇多成就。图书委员会则由南京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博士、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毛准博士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三位学者组成，当时颇具权威性。至1935年 3月，总务组开展的咨询活动——答复中德文化交流情况和留德、旅德诸事宜。图书组德文藏书已达1500多册，杂志报刊30份。图书组还为中德双方之图书馆、学校和各种文化机构建立联系，代购中德文书籍。编译组除介绍会员协助北京大学翻译、印行书籍刊物外，并约人撰译“中德文化丛书”（“■bersetzungsreihe desDeutschland-Institutes”），计分文学、历史、哲学、教育、自然科学等门类。还在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举办德国现代印刷展览和在北京举行席勒纪念会，有助于加深中国人对德国文化的认识。

1935年这一年对于中德学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年 5月，中德学会董事和会员开会，新推中国人冯至（1905—1993）和德国人谢礼士两位博士为常务干事，同时决定把中德学会会址迁至北京北区较敞阔的新址。在这所小小的四合院内设有图书馆、杂志阅览室、常务干事办公室和会客室等，还有一个小庭园。5月22日新址开幕，冯至—谢礼士的新工作规划开始实施。

冯至毕业于北京大学德语系，20年代后期已是著名的青年诗人和日耳曼学者，1930－1935年留学德国，在柏林和海德贝格大学攻德国文学和哲学，是时刚从德国返回，愿为中德文化交流贡献力量。冯至是一位爱国的民主学者，他希望通过介绍德意志民族的自强自主精神与优秀的民主文化，有助于增进中国人的民族、民主觉悟。谢礼士博士醉心学术，是中国文化的崇拜者，全心致志于中德文化交流工作。他们两人通力合作，重新规划会务。按冯至—谢礼士规划，总务组的工作有了扩大，“其任务为介绍两国之热心团体与个人，并使其关系益臻密切。尤其对于有志赴德研究之学生及学者，该组可供各项问题之咨询（通信或口头），并可代为接洽免费学额及其他类似之求学便利，介绍德国方面友谊之团体与个人，以及代为接洽旅费折扣等项事宜。”② 具体说来一是成立了咨询处，规定每日办公时间内，为留德旅德学人及对德国文化、教育、学术有兴趣者，提供各种帮助及方便。为此，北大哲学系学生、中德学会中文秘书张天麟① 特地编译了《德国留学指南》（Ratgeber für Chinesen，die an deutsche Hochschulenstudieren wollen）；二是与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柏林德国国外书籍交换处、慕尼黑德意志科学院（即今日之“歌德学院”）等建立联系，并成为它们在华的代理，把它们的各种学术杂志书报赠与中国读者；三是为中国学者介绍和申请洪堡研究奖学金。中德学会也添设奖学金，奖给德国研究中的成绩优秀者；四是创设德语补习夜校；五是举行友谊联欢和茶话会。翻译组工作是冯至和谢礼士最予重视的。他们强调，编译工作的最大目标，是把德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第一流的学术著作，系统地介绍给中国，使中国人了解德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为此，中德学会充实了“中德文化丛书”的选题，大力推进丛书的编译和出版。此外还组织编写各级学校所需的德语教本，创编《中德学会特刊》。1936年时，“中德文化丛书”已出版两种（《魏兰之介绍》，席勒的《阴谋与爱情》），印刷中的两种（凯申石坦奈的《工作学校要义》，哈勒尔的《德国史纲》），已完稿的六种（《德国五十年来之学术》，德罗斯特—胡尔斯霍夫的《犹太榉树》，施托姆的《忏悔》，《德国青年旅舍》，席勒的《叛谋》，克劳纳尔的《女青年心理》），编译中的四种（海特纳尔的《国志学纲要》，裴斯塔洛齐的《儿童教育》，《歌德席勒通讯集》，尼采的《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计划中的三种（文特尔邦特的《西洋哲学史》，《卡尔大帝》，《俾斯麦的事迹》），可说成绩不菲。冯至在中德学会工作了一年余，1937年前就去上海讲学，自此一去不返，主要原因是他不愿在日本人控制和占领下的北京工作。②中德学会的会务由谢礼士独立负责。

中德学会的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也值得一记。1931—1932年初创时期，经费由郑寿麟等私人解囊，且所费不多。1933年中德学会正式挂牌时，议定“经费乃由中德双方共筹之”，但实际上1933年和1934年学会经费主要由中方提供，其中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学及北平图书馆的捐助，小部分来自南京教育部及外交部的补助。①1935年德方给学会以较多的资助，中国的教育部和外交部仍给以补助。1936年后学会经费几乎全部由德方（德国外交部为主）提供，一直到1944年。①“这里需要说明，根据德国的传统，政府机构是不干预学术机构的活动的。纳粹政府外交部汇给我们申请所需的经费，但并未干预学会经费的开销和使用目的（有时虽想“影响”），更何况在德国外交界和军界中还存在一派‘亲中国’势力，他们不是纳粹党徒，许多是魏玛共和国时代延留下来的人物，热衷于中德文化交流工作。陶德曼大使和斐霞参赞都应是属于这派人物。”②因此中德学会的活动是独立的—保持它的纯学术性和非官方性。经费大部分用于出版书籍、杂志，支付翻译费以及图书资料的扩充。只有很少几位专职人员，才领取报酬。③

三 日伪统治北京期间，中德学会依然是一个纯学术性的研究机构，是保持中德文化交流的唯一“渠道”

当我们对1937年后中德学会的工作和活动作深入了解后，惊异地发现，中德学会不仅依然是一个纯学术性的研究机构，而且是非纳粹的、亲中国的中德学术交流机构！这首先要归功于汉学家傅吾康博士（Dr. Wolfgang Franke，1912—）的努力。

傅吾康是汉学家福兰阁的小儿子，1912年出生于汉堡，中学毕业后就立志攻汉学，献身于中德文化学术交流事业。1930年入汉堡大学中文系，1931年转到柏林大学。他的家庭一直不满纳粹主义，特别是福兰阁1933年后反抗纳粹的迫害，深深影响到傅吾康。1935年傅吾康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康有为和康党的维新变法运动》），就准备赴中国。他在1936年和1937年所写的书评和报刊论文，支持中国的国共合作反抗日本侵略。④1937年5月底，他经上海、苏州、南京到达北京，在中德学会任学术秘书和学术研究员，实际上他是来协助谢礼士博士领导中德学会的工作的。这时距日本全面侵华（“七七事变”）仅一个月时间。

“七七事变”对中德学会影响甚大。学会的绝大部分董事和会内外负责人以及不少会员会友都离北京南下到抗日战线后方服务去了，另一方面，由于德国是日本的盟国，日本的占领军当局虽然注意但并未干扰由德国人为主的北京学术机构，中德学会的工作可以照常。不得已留在北京的中国会员会友，为了避免日伪政客的拉拢和利用，常到中德学会聚晤，埋首于欧亚纯学术研究中。1938年起谢礼士返德休假，次年病逝于德故里。中德学会的会务不得不由傅吾康独立支撑，负起中德两常务干事和总编辑之责，以及推进中德双方学术交流工作。傅吾康苦心孤诣，遵循中德学会的纯学术研究方针，按冯至一谢礼士的规划，开展工作。他一面增加董事和会员，聘请专职人员，分项推行各组工作，取得诸多成绩；另一方面他把那些非纳粹的德国汉学家，像艾克（Gustav Ecke），福克斯（Walter Fuchs），霍夫曼（Alfred Hoffman），罗越（MaxLoehr），马丁（Ilse Martin），卫德明（Helmut Wilhelm）等紧紧地联成一气。由于会务繁杂，亟须加强领导。1940年11月的会员会议，决定设立会长职务。福克斯博士当选为德籍会长，冯至缺席当选为中籍会长，傅吾康和顾华分别任德籍和中籍常务干事。福克斯任职一年后，辞职返德，德籍会长由罗越博士继任。1943年方聘得杨宗翰教授为中国籍代理会长。实际工作均由傅吾康负责。

1941年7月，希特勒政府承认汪伪政权，中德断交。德国驻华使馆和大使陶德曼博士，①以及在华的所有德国军事顾问，撤回德国。这年12月的珍珠港事件后，中国对德宣战，中德关系中断。中德学会一直以来努力开展的中德文化交流工作实际上已是难以为继。而驻北京的德国纳粹机构，虽然顾不上过问中德学会的事，却希望中德学会能为纳粹政权和德日同盟作宣传，傅吾康等德籍人士，以中德学会的宗旨是“纯以研究中德两国之学术，沟通两国之文化”为名，排除任何的纳粹宣传，而且不同日本人发生任何关系。①他们把学会的会址迁到北郊远离市区的地方，避开日本方面的和纳粹方面的耳目和可能出现的“麻烦”。傅吾康一方面尽量避免触及当时各方面的政治禁忌，例如把纳粹政府宣布为“非法”的禁书从图书室的开放架上收起，置于另一室内，供非纳粹的学者秘密阅读，另一方面努力揭露和消减有关纳粹主义宣传的影响，②坚持不同日本人交往。虽然在中德学会的会员和会友中，也有极少数人投靠日伪政权，当了汉奸，但这并不能影响中德学会的性质。极大多数的会员和会友，都是无可奈何留在北京的爱国学者和大学生。他们坚守学术研究领域，只为中德的文化交流服务。①傅吾康把中德学会的工作重点放在编译学术杂志，出版中德文化丛书，创办德语夜校上。

1939年，中德学会成立了由傅吾康领导的新的编译委员会，创编《研究与进步》季刊（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刊登德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中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新的发明发现。 1940年改版为《中德学志》（Aus deutschem Geistesleben），扩充篇幅，增订内容，专注人文科学的编译和论述，并增载关于研究中国学术的文章。尚增刊一德文的《中国学术论著》专册，刊登中德学会德籍会员所撰之中国学术文章。《中德学志》全六卷22期，内容均是纯学术的研究作品，不带任何服务于纳粹政治的色彩，足见编译者用心之良苦。此外还编译、出版、翻印其他杂志和书籍，情况均与此雷同。这些成果，均称得上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精品”。傅吾康等德国汉学家，也潜心于深入研究中国学术，正是在这个时期，傅吾康奠定了战后德国新一代汉学权威的地位。他是国际上公认的明史专家。②

大约在1945年春，战争停止前夕，傅吾康提议，让德籍职员和会员全体退出中德学会，职务完全交给中籍同仁，便于他们保护学会的图书及文物之完整，等候中国派学者前来接收和保护，以免受德国战败后之影响。①中德学会至此正式寿终正寝。傅吾康不无得意地感叹，他总算有始有终地尽到了他的天职。③

四 中德学会在中德文化交流中的成就和影响

图书资料方面：（一）德文藏书达2871种4450册，德国学术著作的中文译著亦增至1000册，尚有少数其他语种的书籍；③（二）德文杂志增至72种，中文杂志20余种，德国重要报纸数种。其中普鲁士科学研究院的《学术集刊》及哲学、历史类的专刊，自1900年起至1941年止共99册，极有价值；①（三）德文图书分类目录（《Katalog derBücherei des Deutschland-Institutes》）已于1940年出版，中文图书目录也已编制完成。此外尚编有《中文期刊有关德国论文索引》。中德学会的图书馆为当时藏有德文人文科学书籍最完备的图书馆。另外汉学图书室的基础也已奠定。图书馆平日向社会开放。

总务方面：（一）坚持介绍和转赠书籍的工作；坚持咨询工作；坚持学术研究方面的答复和协助工作。建立起同德国主要学术机构的联系，其中关系最密切者是慕尼黑德意志科学院；（二）坚持开办“中德学会德文夜校”。至1937年，夜校由一班增至四班，1938年同慕尼黑德意志科学院合办，德文班扩充到八个班，学生共200余人。1940年夜校的德文名称改称“Sprachkurs der Deutschen Akademie in Rahmen des Deutsch-land－Institutes”（德意志科学院德语夜校中德学会分校），增设研究班一班，供毕业生和德文程度高深者进修；前后编写出版四种德语教材；（三）设立留学奖学金；1938年添设德文成绩优异奖和论文比赛奖，后者范围扩及全国各大学；（四）组织联欢会、茶话会不下30次；举办音乐会、学术报告会多次；（五）介绍德国文化。除放映德国学术性影片外，还举办各种展览，如德国古今木刻绘画展览，古籍展览，德国印刷术发展展览等。中国参观者甚众。

编译方面：编译工作是历届中德学会领导的中心工作，他们知道，译著学术作品，既可保持中德两国珍贵的传统精神，亦是沟通中德两国文化的唯一切实途径。虽历种种困难，翻译工作长此不辍：（一）“中德文化丛书”共出版了26种（包括1937年前出版的6种），尚有10余种在付印中，均为中国学者将德国名著翻译而成；（二）出版中德学会特刊8种，包括张天麟的《德国留学指南》（1937），王锦第译的《今日德国教育》（1938）。特刊均为应付各方面之学术交流需要而出；（三）1939年创编、出版《研究与进步》季刊，1940年更名为《中德学志》，前后6卷22期，很受中国学术界的欢迎；（四）增刊德文的《汉学集刊》（Sinologische Arbeiten），专载中德学会德籍学者所撰之“中国研究”学术文章。此外还翻印了德国汉学家的中国研究著作4—5种。

编译工作在中德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不可低估。《中德学志》创刊号刊登有德国科学情报中心主任、德国的《研究与进步》（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杂志主编克和夫博士（Dr.Karl Kerkhof）的前言，他说这个刊物是“一种纯科学的定期刊物”，它和中德学会的其他刊物一样，“负有沟通中德两国文化之使命，都完全一样地要在中国的学术界略作一点贡献的。”②情况也确如克和夫博士所言，译著对中国学术界和中国社会发生深远的影响。下面仅举例说明之：

其一，中德学会编译的中德文化丛书之六，为《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共四卷，1937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把当时德国最高水平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系统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和中国社会，影响大而深远。这些研究成果的译者，大半都是著名的留德学者。下面是该著作的内容提示：

（续表）

（续表）

其二，1939年创编的季刊《中德学志》，第一年时的三期，定名为《研究与进步》，刊登中国学者和德国学者对德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不再限于纯翻译性的文章。1940年正名后，专注德国人文科学的研究，增载德国学者对中国学的研究文章。杂志内容计分论著栏，“研究与进步”栏，书评与介绍栏，德国学术信息栏及会务报告栏等，每期并载有德国名人传记一篇，成为一份名实相符的中德双方学术介绍的杂志，而且是纯学术研究的杂志。①《中德学志》一直出版到1944年秋，所刊学术文章，极大部分是优秀的文化作品，对中国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起着不小的推动作用，而且奠定了战后中德文化交流的基础。这在我们今天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

中德学会的学术工作，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是空前的。它实现了莱布尼茨开创的事业。它的成就和作用，应该得到肯定和发扬。今天我们很希望以中德学会为楷模，创建中德学术文化交流中心，进一步推进和扩大中德之间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中德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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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Ssu-yu Teng＆ J.K.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p.21， Harvard Univ.Pr.，1979。
① 杜朗：《人类文化史》（Will Durant und Ariel Durant： Kulturgeschichteder Menschheit）
② 哈纳克：《柏林王家普鲁士科学研究院的历史》（A Harnack：Geschichte der K(niglichen Preuβisch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第1卷， 柏林1900年版，第30页。
① 福兰阁：《对两个世界的回忆》（O Franke：Erinnerungenaus zwei Welten）， 柏林1954年版，第120页。
② 福兰阁：《青岛德华高等学校，筹备、建立和任务》（O Franke：“Die deutsch-chinesische Hochschule in Tsingtau，ihre Vorgeschichte，ihre Ein- richtung undihreAufgaben”），载《东亚新教育》（OstasiatischeNeubildun- gen），汉堡1911年版，第200、205页。
① 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卷，北京1962年版，第167—168页，并参见 《德国立法大全》（Reichsgesetzblatt）1921年度，第830－832页。
① 这位以提出相对论而闻名于世的德国物理学家，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 奖，1922年应日本之邀赴日本讲学，11月13日抵上海，受到中国学术 界的热烈欢迎。同年12月27日经上海回国。《东方杂志》为此发行了 《爱因斯坦号》（1922年第19卷第24号）。
① 参见《中德协约·声明文件》，载《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卷，第168页。
② 《外国留学生情况汇编》（“Die ausl(ndischen Studierenden nach Semestern und L(ndern”），载《德国高校统计》（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第 8卷， 柏林1934年版，第72－73页。
② 《西洋人对中国文化观念的变迁讲演词》，载中文本《中德学志》（Aus deutschem geistesleben），第5卷1、2期合集，北京1941年版，第116页。
① 郑寿麟1948年去台湾，1966年退休后专任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兼任德 国文学研究所主任。
① 中德学会成立的年代，也可看成是1931年。
② 《中德学会概况》铅印本原件，北京1941年版，第3－4页。
③ 同上。
④ 胡适是普鲁士科学研究院的第一位中国通讯院士。详见舒拉尔的《胡 适和普鲁士科学研究院》一文（Schüler，W.：“Hu Shi und die Preuβ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载《东亚周报》（Ostasiatische Rundschau） 1932年第19号，第398－399页。
① 《中德学会会务概况》（Deutschland-Institut 1933），铅印本原件，北京 1935年7月，第3－4页。
② 据傅吾康教授（Wolfgang Franke）告，卫德明的妻子为犹太人，希特勒 1933年上台后，开始排犹，卫德明因之感到不便于担任中德学会的领导 职务，不得已辞职。卫德明夫妇是反纳粹的。（1994年 7月 2日访暂居 柏林的傅吾康教授的谈话）
① 《中德学会会务概况》，铅印本原件第6页。
② 张天麟1936年后赴德留学，改攻德国语言学和教育学，后成著名教育 家，北师大教育系教授。
① 抗战期间，冯至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授，1946年7月回北京，任北京大 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1964年起任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 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① 《中德学会工作年报（1933—1934）》（Jahresberich des Deutschland-Insti- tutes 1933－1934），铅印本原件，北京1934年，第6页。
② 1994年7月2日访柏林傅吾康教授时的谈话。
③ 1994年7月28日访柏林傅吾康教授时的谈话。
④ 我们在中德学会的存档中没有发现帐目收支本，具体的收支情况无法 详列，只能作如是的大略说明。
① 《傅吾康教授伉俪七十双庆祝贺册》，第103页，第77页。
① 1945年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陶德曼大使成为东部德国和后来的民 主德国的高级官员，多次参加同西方和西德的谈判交涉，以“学者外交 家”而著称。1950年猝然去世。
② 《德国学术论文选译》一书导言，香港1981年，第9页。
① 1944年傅吾康向中德学会的常务编辑兼翻译的胡隽吟小姐求婚。胡出身于官宦世家，南开大学毕业，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反日—德法西斯的 侵略。她回忆说：“吾康以为，希特勒是祸国殃民的大魔头，纳粹党不久 定会大溃败。我们结婚，正是表明我们反对民族优越主义的短视政见。 隽吟很受他的鼓舞，也翻腾起满怀国破家亡的愤慨！”他们在1945年3 月结了婚。见《傅吾康教授伉俪七十双庆祝贺册》第86页。
② 上述分析是根据我们手头的一份“中德学会会员会友名录”作出的。这份手写的名录大概作于1945年初，它不仅告诉我们，这123名学会的中 国会员和38名会友究竟是谁，而且也让我们了解到他们所属的社会阶 层和生活状况。123名会员中，7名是董事，16名是学会各部组人员，27 名为留德学者，7名医生，2名大学生，44名教授和讲师，20名其他懂德 语者。这当中著名的教授和学者占了一半以上。
① 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是这样来谈傅吾康的：“德国学术，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成绩斐然，名家学者灿如列星，在国际上一向享 有盛名，受到各国学者的热烈赞扬。据我自己的管见，最重要的原因就 是举世异口同声说的‘德国的彻底性’。”“傅吾康教授，是我的老朋友， 他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我是一向钦佩的。过去的不必说，就拿眼前 傅吾康教授所进行的工作来说，也可以充分表现出这些特点。傅先生 正在进行东南亚华侨问题的研究。……他锲而不舍，决不后退，甚至一 件不太重要的资料，也决不放过。数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工作着。 ‘德国的彻底性’，在他身上难道还不是表现的很具体，很充分吗？这一 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德国学术论文选译》一书序，香港1981年， 第6页。
③ 1946年傅吾康受四川大学聘为史地系教授。1948年受北京大学聘为西语系德文教授，兼教历史系的“中蒙关系史”课程。1949年初应汉堡 大学之邀，决定回德国，重建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1950年离北京 抵汉堡，任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直至1977年退 休。此后多次访问中国。傅吾康一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① 参见《中德学会工作年报（1940—1941）》，铅印本原件，北京1941年版，第9页。
② 参见《中德学会工作年报（1940—1941）》第9页；和《胡隽吟译文、论文集》，香港1987年版，第190页。
① 《中德学志》（当时尚称《研究与进步》）第一期，北京1939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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